日前，一项特殊的授勋仪式在法国驻华使馆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胸佩法国教育棕榈勋章军官勋位徽章，向代表法国政府授予他这项由拿破仑创立、代表法国教育领域崇高荣誉的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说，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一种肯定。
在随后的采访中，这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思想者言辞恳切地说，在全球化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国际性，我们别无选择。
记者：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为孩子规划求学之路，我发现与早年相比，我们的面前不再只有一条路，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选择踏上第二条路--“国际化道路”：上国际小学、国际中学，然后考海外大学。作为一所中国名校的校长，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现实？
纪宝成：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这是好事，说明我们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名校早已雄心勃勃地展开“全球战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优秀学者、吸纳优秀学生、拓展海外教育市场。
大学的竞争模式和竞争对手发生了巨大改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再将视野和思维封闭在本国范围的高等教育系统内；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在全球化经济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如果我们的教师自身不具有国际眼光、综合眼光和比较眼光，就不可能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学生。
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命运还是从大学自身命运来说，中国大学都得应对新的时代带来的关于提升国际性的挑战。
记者：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来说，国际性的确是提高办学质量和研究水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您认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怎样提升国际性？
纪宝成：我认为要培养适应国际化时代的人才，需要采取很多措施：首先，教师队伍的国际性要很强，开设的课程能够有利于培养这样的人才；其次，学生在学习期间要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所以学生的交流要放在非常重要地位。同时也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就是在科学研究领域，要想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要有若干所大学在若干学科领域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与世界的同行们能够对话能够交流，拥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为此，我们希望国家在有关的制度建设上能够跟上时代，为提升大学的国际性创造更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当然也需要为这一块加大投入。
记者：您所说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纪宝成：比如说联合办学的问题，这个制度环境就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有关的制度还是若干年前制定的，现在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怎么办？我总认为，通过联合办学的形式引进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来提升我国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国际性，至少与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在这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对“教育主权”有个科学的界定和正确的阐述。总之，这方面的政策制度环境亟待与时俱进地加以完善。
记者：一方面是更多的人选择出国或上香港学校读书，另一方面是海外大学挺进中国大陆，比如正在筹建的国内首个中美合作国际化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部分吗？本土高校又该如何与之共生？
纪宝成：我从不认为大陆学生选择出国或赴港是多么大的危机，这么大一个国家，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我倒是认为中外合作办学还可以适当增加，在制度上可以适当宽松一点，再研究研究，当然也不能乱搞。但是这种合作性我觉得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再扩大，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记者：在文化领域，我们时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我想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上。在提升国际性上，有没有一个“度”？
纪宝成：提升国际性，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加强与世界上有代表性的院校的沟通和交流，展开对话和合作，形成学术的良性互动，形成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要借鉴先进的高层次的学术成就，开拓视野，丰富特色；另一方面要提升我们自己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让自己的形象和成果为世界所知。
这个过程中，把握好本土化与国际性的关系很重要。国际性要分类型分层次，不能一刀切，不能乱套用国际化的概念。
另外要看到人才由于学科的影响，国际性的要求也不同。人文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不同，自然科学有先进落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有时很难分高下，所以这方面的国际性可能主要是相互理解和沟通，让我们的年轻人对东西方有个正确的认识。
对一流大学来说，国际性应理解为平等。二者都是平等的主体，是双向的，互动的，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作者：丰捷,蒙彬, 来源：光明日报）
